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走向成熟的試驗期。在這個難得的機遇里，大臣們沒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師，更不得擅自懲罰和殺戮老師等定為行規(guī)，這是先秦時代的大臣們的重要失職.

　　魏文侯敬待老師的深遠意義被后人嚴重忽視

　　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走向成熟的試驗期。在這個難得的機遇里，大臣們沒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師、更不得擅自懲罰和殺戮老師等定為行規(guī)，這是先秦時代的大臣們的重要失職，他們也許對得起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君王，但是他們對不起中華民族。習慣一旦形成，改造起來就會異常艱難。盡管后世的儒家學者們極盡努力，終于沒有能夠挽回。我不妨在這里給大家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程頤

　　北宋時期的蘇東坡大概沒有人不知道，他同時代的程頤卻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很討厭程頤，因為他是理學家，他主張要堅定人生操守，要限制感性生活的欲求。大家雖然討厭程頤，卻都喜歡蘇軾，因為他豪放，活得瀟灑！程頤是宋哲宗皇帝的老師，原來老師給皇帝講課都在一邊站著，到程頤這里改了規(guī)矩：老師坐著，皇帝站著。這是恢復先秦孔孟時代的歷史性創(chuàng)舉，這是真正偉大的、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老師因為地位崇高，不可侵犯，才敢于、并且有資格批評君王，斥責君王，匡正他那已經偏斜并且隨時還可能繼續(xù)偏斜下去的良心！老師可以監(jiān)督中國政治，矯正它的偏失，阻遏它向邪惡的方向發(fā)展。這是孔子確立師道尊嚴最為重大的意義，很多文人墨客根本就看不懂這一點。蘇東坡雖然是傳世的大文豪，但他根本看不懂這一點，以為程頤是在故意抬高自己，對君王不敬。后世的文人墨客，也跟著胡亂的評頭品足，說程頤瘋癲，蘇軾豁達。老師不受尊重，老師一旦沒有了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所不敢也不能輕易觸碰的地位和保障，承載中國文化的圣道，就會因此而受到無法補救的損害，以道抗勢的可能性，也就跟著自動喪失。統(tǒng)治者，甚至各級各類的官員們，就可以隨便凌駕于知識分子和社會公平正義之上。等到民眾遭受無休止、無邊界的欺壓剝削的時候，再來大呼小叫地抱怨官府和官員，時機已經來不及。因為沒有定下尊師的合理規(guī)矩，臨機也就無計可施了。

　　魏文侯敬待老師，繼續(xù)春秋未絕的傳統(tǒng)，開了戰(zhàn)國時代一個很好的片頭?？上е袊鴼v史這部大劇，在向后的不斷上演過程中，被貪功求利的混賬官員們破壞掉了。這就使得后來歷史中的皇帝，不再把老師放在心上，而是把老師也當成了他的奴仆使用，就好像把他父親當成傭人來使用一樣。按照司馬遷在《史記?魏世家》中的說法，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子夏請到自己的身邊，子夏向他傳授了必要的經典知識。實際上他真的是魏文侯的老師，而不僅僅是一位魏文侯以師禮待之的社會賢達。

　　魏文侯的時代，老師在整個中國的不同諸侯國中，都普遍受到禮遇和重看。文侯之孫，就是梁惠王，曾經受到孟子親切的教誨，孟子告訴他不要整天把利益掛在嘴邊上，心里要裝載仁義。盡管梁惠王以各種理由推托，并不接受孟子王道政治的主張，但對孟子卻是禮敬有加，因為孟子是老師！老師是絕對不可以慢待，更不可以迫害的！

　　孟子見梁惠王（資料圖）

　　實際上，有關這一點，就連《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也不懂。他對于孟子對待齊宣王招而不致，行而不辭，大放厥詞說：“愚恐后世挾其有以驕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以自況。”這是司馬光在其所著《疑孟》中的話語。從其所著的篇名就可以看出，他要懷疑孟子。司馬光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說：“孟子面對君王之招，可以不應，離開又不向君王告辭，有失尊君之禮，不值得提倡。如果提倡孟子這樣的做法，后世的臣子們就會以此為借口，驕傲地慢待君王，而那些無所事事，只貪圖官位和利祿的人們，也會援引孟子的做法作為參照，仿佛他們的行為有至高無上的根據一樣?！蹦纤未笕搴宸逑壬鷮Υ诉M行了嚴厲的批評，指出：

　　“師嚴，然后道尊，貴賤一也。孟子于齊王，有師道焉，未聞有官守言責也。夫官守于一職，言責于一事，職修事行，則有功而受賞；出守忘責，則有過而受罰。可程，可督，受之于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發(fā)之；君所未有，而已與之，提攜其善，増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師也。孰敢官之而責以言哉？故齊王于孟子，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擬議者，以孟子有師德而師道固然也。司馬子曰：‘愚恐后世挾其有以驕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以自況。’是不識孟氏心而未知所以為師耳。噫！自秦漢以來，師傅道絕，朝廷乏儀，大抵皆襲嬴氏尊君抑臣之故，無三代之遺風久矣。司馬子習于世俗，溺于近聞，譬之安于培塿者，驟窺泰山，烏得不驚且疑乎？”（胡宏《釋疑孟》，見王立新點校本《胡宏著作兩種》第277頁，岳麓書社2008年9月出版。）

　　這是胡五峰先生針對司馬光的說法所提出的批評和矯正，文字出自胡五峰先生的《釋疑孟》這部著作中。很顯然，書名就是針對司馬光對孟子的誤解所作的矯正。

　　胡五峰先生這段話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說的是：老師有尊嚴（包括社會對其尊重的保護和自身對自身尊嚴的維護），文明之道、仁義之道、社會公道才會被世人看重。如果孟子輕看自己，凡事都以君王為重，那么承載中華文明的大道，就會因此被看輕。如果你是一個官員，你的來去就都得向君王交待。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君王只憑自己的好惡判斷和處置問題，不能使為官者盡到職守，那么官員也可以脫身離去，但必須要向君王交待，而后辭行，因為你是他的下屬，你不僅要遵守上下等級的禮儀規(guī)范，而且還要表明自己的來去明白。坦坦蕩蕩的來，光明磊落的去。但這是官員，也就是君主的臣下的做法。孟子不是齊宣王的臣下，是他的老師，曾經為他解答很多重大的人生和行政的疑難問題。他的職任是陶冶君王之心，教其改邪歸正，他不受命于君王，君王反倒應該受命于他。他的來去行止，既不受制于君王，也不必受制于君王。他完全可以“恕不奉告！”君王招他，他不必來；他要離去，君王也沒有理由和資格阻止他！

　　胡五峰說司馬光既不理解孟子的深遠用心，又不通曉老師的真正含義，所以才做出了上面的似是而非的判斷。那么像司馬光這樣的大賢人，為什么會不明白這樣的道理呢？原因在于自打秦漢以來，師道被毀棄了。由于君主專制制度的定型，天下只知道尊君，而不知敬師。朝廷不再設立對老師的至高無上的待敬禮儀，久而久之，人們習以為常了。這都是從秦始皇開始強調君主至高無上、至尊無比的歷史惡果。司馬光雖然是大賢者，但因為久處這樣的歷史氛圍中，習染成了自然，冷不丁的看到孟子這樣對待君王，以為不合乎人世的通行之禮，于是懷疑起孟子來，也就不足為怪了。就好像一個長期生活在小土包邊上的人，忽然看到雄峻的高山一樣，驚呆了！嚇傻了！這世界上，怎么還會有比土包還高大的山峰呢！

　　各位，我并沒有把問題拉遠，因為我們學習歷史，絕對不是僅僅為了知道幾個故事。當然，知道幾個故事，總比不知道好些。學習歷史，是要增長見識，增加知識。但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僅只是最基礎的一小部分。僅僅滿足于這小部分，你就不會真有大的長進，歷史就差不多等于白學。這樣學歷史，就差不多等于玩物喪志。把歷史僅僅當成一點過去的知識，這是對歷史的褻瀆。這樣去學歷史，對人生也沒多大益處。

　　君王或者其他任何權力擁有者，都不可以隨意使喚老師。作老師的，也不可以隨便去當官，因為那不是提高身份，而是降低尊嚴！非有特殊的需要，一定要出仕解決生民、社會和國家的問題，則斷不可以隨便出來做官。尤其不可以為了功名利祿的原因出來做官，這是作老師的大忌。老師是不可以隨便被擺弄的，處長、省長、宰相都不應該比老師的地位高。這是夏、商、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到春秋和戰(zhàn)國時期還沒有完全被廢棄，所以魏文侯還能承襲這一傳統(tǒng)，這是他的幸運。當然，很多重要的官員和各方面的專業(yè)人才，都是從老師的羽翼下，展翅飛往政壇和社會各界。這是社會、國家和君王的福分，也是老師無盡的功德！但是，老師卻不必直接親自去做官！這是魏文侯待敬老師，甚于看重臣下的更深遠的理由。

　　李克的判斷，在一定的意義上，至少反映了尊師甚于重官，包括大官員，甚至宰相，在那個時代的魏國，已經蔚然成為風氣。因此，魏文侯選擇魏成作相，乃是因為他曾經給自己舉薦了好老師。他寧愿暫時不用善于發(fā)現、推薦和使用人才的翟璜，盡管他為自己選拔了很多異常杰出的軍政官員，解決了自己國家面臨的很多重大問題。

　　再看翟璜，說他功高蓋世，絕對不算過分。他沒有資格當宰相嗎？不是，而且他知過能改，而且是立刻就改，不待來日。古今大臣，像他這樣的并不是很多呵！他該是多么可愛呀！但是連他這樣的都當不上宰相，可見魏國風氣之正，人才之眾。從這個故事里，我們也看到了魏文侯選才之尊卑分明、眼光之獨到精湛。有這樣的國君，和這樣的一些重臣，加上如此之好的社會風氣，想讓這個國家不發(fā)達，哪怎么可能呢！

　　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走向成熟的試驗期。在這個難得的機遇里，大臣們沒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師，更不得擅自懲罰和殺戮老師等定為行規(guī)，這是先秦時代的大臣們的重要失職.

　　魏文侯精通樂音田子方為何笑話？

　　我們再來看一則魏文侯的故事。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蔽暮钤唬骸吧??！保ā顿Y治通鑒》卷一）

　　魏文侯陪田子方喝酒，旁邊有編鐘奏著舒緩的樂章。文侯對樂器十分在行，聽出了左邊鐘的音調稍高了一點。田子方笑了。文侯問田子方笑什么？子方告訴文侯說：“我聽有見識的先生們說過，當君主的，只要知道誰能充當主管音樂的官員就夠了，不必一定要懂得樂章和樂器?，F在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音樂本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只怕您因此忘記了辨識什么樣的人才適合作樂官哪！”文侯聽了以后，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說：“您說的對呀！”

　　田子方（資料圖）

　　這段故事看上去很簡單，實際上也蘊含了相當的內涵。懂音樂和知道誰懂音樂，這是兩回事。如果把目標放在通曉音樂上，那么你自己可以成為音樂家。要是把目標放在了解誰真正懂音樂，就可以選派適當的人去從事音樂、主管音樂的事宜。以國君而論，他作為個人，懂音樂自然可以使自己有所消遣（姑且不論更高的層面），獲得相應的輕松或者感性生活的滿足。但那只是他個人的事情。若以他的國君身份而論，他的目標在于治理國家，要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這才是他的職業(yè)目標。懂不懂音樂，實際上并沒有多大關系。只要知道誰懂，委派他主持這項事業(yè)就可以了。

　　我想，當我說到這里的時候，肯定有同學會問：“自己不懂音樂，怎么知道誰懂音樂呢？”這個問法看似有道理，實際是個假問題，事實上并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不懂音樂的人多，但我們不都知道貝多芬、施特勞斯、柴科夫斯基是音樂家嗎？我們不都知道盛中國的小提琴《梁山伯與祝英臺》拉得最好嗎？國君以天下為耳，以天下為目。天下人所知，即是國君所知，何必一切事情都必待自己親自懂得，而后才能做出判斷呢？國君通觀全局，主持大政，細小的環(huán)節(jié)不必一一精通，甚至不要去一一精通。如果追求在細小的環(huán)節(jié)上處處精通，反倒會妨礙對整體和大局的把握。過去有句話，叫做“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能讓你的判斷擱淺在具體的細枝末節(jié)上，這樣會耽誤國家大事，而且因為過于細密的參與，還會形成具體部門對自己所負責的事情的干擾，從而使得具體的執(zhí)行者慢慢懈怠下去。為什么？你不是都懂嗎？那你就來直接過問好了，你定好了，我們就執(zhí)行唄，何必我們再去浪費心思？

　　國君雖然擁有無上的權力，但是這個權力的行使，也應該有界限。行使權力經常出界的國君，絕對會形成具體執(zhí)行者的懈怠和偷惰。國君喜歡作詩，就會傷害詩歌藝術；國君喜歡自己彈奏，也會傷害音樂藝術；國君喜歡細枝末節(jié)，大臣們就不必兢兢業(yè)業(yè)了。中國在漢朝初年崇尚黃老哲學，推行無為而治的方針，使得社會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因為國家不插手具體事務，社會經濟反倒自己恢復和發(fā)展起來了。這是為什么？你不管，他就會自己管；你要管，他就不必再管。就算你真懂音樂，你能真懂繪畫嗎？還有更多的，尤其是農業(yè)，社會治安、民心風俗等等。事必躬親，絕對不應當成為行政的原則。身在具體行業(yè)內的人士，肯定比你更了解實際情況，更能想出有效的辦法。這是田子方的高明，魏文侯確實不同凡響，一經點撥，便很快醒悟過來了。

　　但是這段話語中，有個詞用錯了。就是田子方對魏文侯講話，不應當以“臣”自稱，因為他是魏文侯的老師，應當稱“某”才對。如果中國的史書中，皇帝的師傅在對皇帝講話時都以“某”自稱，而不是用“臣”自況，那么中國的歷史，就會是另外一種樣子，后來的當政者，也就不敢不可一世了。老師不是臣子，說錯了，皇帝也不能治罪。老師就是老師，老師既不能自甘臣妾，皇帝也不能以臣妾待之。這是天理！違天逆理，天將禍之！

　　老師面對君主時自稱“臣”，只在一種情況下是合理的，那就是他接受了國君的任命，成了他手下的官員。因為田子方只是魏文侯的師傅，沒有成為他所任命的官員，所以，他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在面對魏文侯時以“臣”自稱。

　　一次，田子方乘車行進在魏國的大街上，魏文侯的太子，就是不久之后的魏武侯，剛好也乘車在眾嘍啰的簇擁下經過。這位魏武侯深受父親影響，也打心眼里尊重賢達。見到田子方經過，趕緊把自己的車子停在路邊，下車跪伏在路邊上，給田子方行禮，讓田子方先通過。田子方不給他還禮。魏武侯當時很生氣，就對田子方說：“到底是富貴者可以對人傲慢呢，還是貧賤者可以對人傲慢呢？”那話語的意思非常明顯：像我這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身份，對您還這么謙恭，你只不過是個貧賤的讀書人，怎么可以對我這樣傲慢無禮！

　　田子方回答說：“只有貧賤者，才可以傲慢地對待別人，富貴者怎么敢于對人傲慢無禮呢！”這話聽起來很違背世俗的常識，不僅魏武侯沒聽懂，跟前的人們誰也沒聽懂。田子方接著說：“國君要是傲慢地對待他人，就會丟掉自己的國；大夫（大官）要是傲慢的對待別人，就會毀喪自己的家（官位、世族勢力之類）。失掉了國的君主，就沒有人再把他當君主對待；丟掉了世家勢力的大夫，同樣沒人再像從前一樣待敬他?？墒悄切┴氋v的讀書君子卻不一樣，如果他們提出的建議不被采納，國家的行為跟他心中的理想不相合，他們就可以轉身而去，連招呼都不用講。他們到那里，不都還能保住像現在一樣的貧賤嘛！”魏武侯聽了田子方這樣一段話語，幡然了悟，深深地給田子方鞠躬，表達了受到教益的由衷謝忱。（這段故事的原文是：“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保?/p>

　　田子方原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史書上所載他對魏文侯稱“臣”的話語，不應該是他說的，而是史官改篡的。這些可惡的史官，循規(guī)蹈矩，以為君臣關系最重大，不知師生關系更了得！更不知道師生也好，君臣也罷，其相互關系的要害都在“道”上。離開了“道”，什么關系都不重要。不過史官這一改，至少在以文字為載體的文明傳遞過程中，君臣關系就比師生關系更重要，甚至更首要。老師在皇帝面前的尊嚴沒了，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的“驕貴”也不見了。權力從此大得沒了邊際，成了毫無限制的邪魔，在人世間暢行無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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